圣人是人而不是神，但说到底只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之所以提倡敬，不只是要求人们对父母、兄弟、长者及客人要尊敬，甚至在夫妇之间也要相敬如宾。后儒从韩愈开始，将仁义礼智四性之说变成仁义礼智信五性说，将信说成人性的内容之一。
这里还包含着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区分开来的意思，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自然的进化中便有生命的目的性，就人而言，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这种可以为善之情，就是四端之情。后儒中倒是朱熹承认，《诗经》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他在谈到《诗经》中的国风时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所谓不测，是说明天地生物之多样性、复杂性，有出乎人之测度者，用朱熹的话说，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12]。……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
当然，儒学的宗教精神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但是就其实践精神及其神圣庄严性而言，则莫过于敬了。但孔子删诗之后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由此，金先生讲到东、西方社会各有不足和东、西方文明如何互补的问题。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只有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利用自然，人才能使自然顺从。
金先生又说：在先秦，那时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认为名言有相对性，把坚与白分离开，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的学说。张先生1933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与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
《论道》一书完成于1938年，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
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但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完全贯彻……然而它在中国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相反，他们依赖于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意识提供给他们的思想是自然的力量胜过人。
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尽管各家的言路有所不同，但他们务为治者也的目的或宗旨是相同的。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进入专题： 金岳霖 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 。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类称或总名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而特例则是讲中、西哲学的特殊性。
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先生对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异化的批评，以及他主张人化的呼吁，使我们想到瑞典的空间物理学家、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Dr. Hannes Alfven）声言反对使其对空间物理的研究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反对使各国的国防部成为大批杀伤平民部，由此他呼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周易·文言传》说修辞立其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
这可以说是中、西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金岳霖先生对此做了中、西哲学比较及其与近代科学兴起之关系的反思，他说：科学在西方与希腊思想有紧密联系。
他在晚年作的《张岱年学述》中说：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知识论》一书完成于抗战时期，1940年完稿，但因躲避日军空袭而遗失，1948年重写完成，交商务印书馆，1958年被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从时间上的顺序来说，金先生的《中国哲学》与《道、自然与人》为同时期的作品，与《论道》一书有联系，尤其与论自然与人有较密切的联系。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这可以说是中、西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而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问题，此后在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基本被解决了。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一）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而是有所回护。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二册》全书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张先生又在1935年发表了《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仍肯定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并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六条优点。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
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冯先生后来在1937年还专作有《论民族哲学》一文，认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这样的民族哲学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来看，他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都是认真读过的。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它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我们惟有重新恢复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虽然对冯著有所肯定，但重点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有其名称的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个问题如果用英文表述，其意义更清楚，即I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如果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哲学史在中国，此哲学史就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史，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冯先生认为，哲学之内容大略可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哲学有缺陷，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是因为与西方逻辑类似的中国先秦时期的名辩思潮后来衰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复兴这种思潮，弥补逻辑和认识论的缺陷。
这一有机模式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哲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尚书·皋陶谟》，其云：知人则哲，能官人。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这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